1961年9月1日清晨，我由旅顺老铁山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出发，肩扛包裹着被褥的一小捆行李，拎着比我年岁还大的旧柳条箱子，坐一段乡间汽车、乘一小时城郊火车，再坐上学校迎接新生的接站车，当天中午时分过后走进高挂“大连工学院——工程师的摇篮，欢迎你！”横额的凌水校园西山生活区，开始了在造船工程系的五年求学生活。1966年夏季毕业之际，适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起潮涌，一切秩序均被打乱，1961级学生没有按期毕业。1967年9月，尚未就业的我们，开始拿每个月46元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见习期工资。1968年秋季，在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的主持下和造反派头头的参与下，我们这届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学生在毕业两年后全部分配到全国各地的造船厂或机械类工厂。我本来被分配到大连造船厂，由于军代表的暂时借用，使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当年，我报考大连工学院造船工程系，怀揣着做造船工程师、总工程师的梦想。一场政治风暴，将我从工程师的“摇篮”里颠了出来，我由期待多年的工程师之路走上了后来的人民教师之路。
昔日的大连工学院和改名后的大连理工大学，是我获得七年“超期”本科学历的母校，是我被派往庄河县青堆子学农基地种植水稻、派往庄河县荷花山公社马岭大队帮扶后进生产队、派往中共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班进修学习的出发地，是我教书育人、从事学术研究和担任硕士、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工作场所。大约在知天命之年以后，我站在讲台上时常对学生们说：我永远感谢母校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她以勤勉朴实的校园风气同化了我，让我经历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人生蜕变，将我由迷瞪瞪、懵懂懂、未开化、无定性的少年育化为一个守本分、乐学习、爱思考、尽职责的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期，大连工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大部分来自革命圣地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院长屈伯川是1939年经吴玉章引介、跟随林伯渠走进延安的留德化学工程博士。在延安，他首先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机构——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建，1940年9月建院后担任教育处处长，积累了在艰苦条件下办高等教育、抓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新中国诞生前夕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大连工学院，在以屈伯川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的引领下，师生们以弘扬实事求是、服务人民、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为荣，形成了勤勉朴实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
在勤勉朴实校园风气的浸染下，朴素节俭成为一种时尚
大连工学院干部、教师的朴素节俭是有目共睹的。在干部、教师和学生的参与下，凌水校园于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筚路蓝缕的建设历程。参加校园里的基建、绿化等义务劳动，是干部、教师的工作项目，是学生的必修课程。位于东山坡下缘的院部机关办公楼（后来被称之为老办公楼），是一栋约有二三十个房间的三层楼房，楼里的党委书记办公室、院长办公室都很窄小，面积可能不足十平方米。这栋楼房在80年代前后曾作为数学系的办公楼使用了十多年，后来被拆除，改成了停车场。我们读书时，各系每个年级配备一位辅导员和一位级主任。学生宿舍每一层有两个小房间，辅导员、级主任老师各住一间。早晨6点钟，他们与某个班级的同学一起出操、跑步，每周星期六回家居住。他们通过与学生的近距离接触，真实地了解“学”情，细致入微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院级、系级干部下基层、下班级，我们读书期间有幸亲眼所见。院长屈伯川到西山学生食堂检查工作，在厨房里参加炊事劳动。教务长雷天岳将行李搬进男生宿舍，与学生同住、同吃、同上课。穿着褪了色的粗布衣服和布鞋、胶鞋，是从党委书记、院长到机关干部、教师的服饰“标配”。工程力学系钱令希先生，1955年第一批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50年代月薪345元的一级教授。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看到他同一群研究生在工程力学系楼前拍毕业照，他穿的那件蓝色西服上衣，不仅显得又瘦又小而且有着十足的陈旧感。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连工学院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于农村和城市普通职工家庭。家境贫寒的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大约有近半数的学生享受每月5元至19元人民币的助学金（学生食堂每月定餐伙食费为15元）。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反面典型的警示下，我们这一批经历过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能够以生活节俭为荣。像我这样来自于农村的学生，甚至一直保持着天旱盼下雨的农村情结、农民情怀。许多学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课余时间和星期天在水房里搓洗衣服、刷洗胶鞋和布鞋。有的学生自备针线包，不仅自己钉纽扣、缝补衣袜，而且每个学期都要亲手拆洗被褥和缝被单、被头罩单。为了节省理发费用（每次两毛钱），一个宿舍或一个班级的男学生通过每人掏几毛钱的集资方式合买一套理发工具，包括理发推子、剪刀、梳子和围布。乐于奉献时间为他人服务的同学自告奋勇担当理发师，不计美丑、乐于奉献头发的同学为初学乍练的自学“理发师”做练手对象。练上一年半载，理发师成手了，甚至“理”出了名气。大学三年级分专业后，我由西山第六宿舍一楼搬进四楼东北角的那间寝室，同寝室八人中两位年龄稍大的同学都有比较纯熟的理发技艺。那时，我的头发较有硬度，可以理成一寸多高的“圆头”（现在多称为“寸头”）。理出这种头型有一定的难度，基于头发外轮廓线的圆滑程度，就可以对理发技艺水平做出清晰的判断。有一段时间，我们寝室的这两位业余理发师经常轮流为我理这种“圆头”，用我的头发切磋技艺，当然其中也暗含着一比高下的意味。
学生宿舍的窗户没有安装纱窗，夏季开着窗户通风散热，晚上电灯一开，蚊子、小虫子便蜂拥而至，在寝室里乱飞。北方学生特别是农村来的北方学生，绝大多数都舍不得花十几块钱买一顶蚊帐。夜里睡觉，没有蚊帐的同学必不可免地成为蚊子的攻击对象。刚熄灯那会儿，蚊子在耳边嗡叫或者叮在胳膊、腿上，寝室里不时响起手掌拍击身体的啪啪声。伸手可以拉动电灯开关绳的同学，在被蚊子咬醒后会气冲冲地将电灯打开，在墙上寻找吸饱了鲜血的蚊子，一巴掌将其拍死。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挨了蚊子咬的同学，一边挠着身上的搔痒处，一边数着胳膊、腿上的小红包，向其他同学报告一个夜晚的挨咬纪录。有蚊帐的同学，常常因为身体贴近蚊帐而遭受蚊帐外面蚊子的叮咬，不过要比没有蚊帐的同学好得多。有一个邻班的寝室，只有一位同学挂有蚊帐，为了跟其他同学的吃苦程度拉齐，他拆下自己的蚊帐。他向室友们做了玩笑似的解释：把叮咬你们的蚊子分几个给我，你们可以少受点苦。话说得很天真，表现了青年人面对艰难环境的乐观态度。
我们入学那一年，外壳已经盖好的主楼因为没有后续经费处于停建状态。那时没有南校门，也没有主楼前面通往南校门的那条路和路边的水杉树，大连汽车公司开通了一条从黑石礁到学校的公共汽车线路，车站设在靠近现在的磨具研究所的地方，使用的车辆是满员二三十人、前头像卡车的小型客车。因为属于城郊汽车，没有线路编号，车票比较贵，单程一角五分钱。凌水校园远离市区，为了省钱，我们每个学期可能只有一两次外出看“大连街”、逛书店的机会。大部分同学舍不得花三毛钱一去一回乘坐公共汽车。那时候的三毛钱，可以买一本一两百页厚的图书。某个天气好的星期天，我们三两个同学结伴，沿着农田之间的山坡土路（这条路穿过现在的南山家属区、育明高中、弘基书香园）走到黑石礁，花四分钱坐有轨电车到解放广场；然后，再花四分钱坐有轨电车到友好广场或中山广场下车。天津街是大连市最繁华的地段，那里有一家经营面积最大的新华书店，还有全市唯一的一家外文书店。书店里的图书品种虽然无法同北京、上海的大书店相比，仍足以让我们流连忘返了。由于兜里钱不多，我们经常恋恋不舍地空手走出书店。归程，我们同样花八分钱买两张有轨电车票回到黑石礁，再从黑石礁沿着山坡土路走回凌水校园。
在勤勉朴实校园风气的熏陶下，勤学苦思成为一种习惯
20世纪60年代初，凌水校园的建筑物还比较稀疏，校区内有不少成片的菜地和果园，教学楼仅有一馆、二馆、理化电（馆）、机械馆、无线电馆等。学生宿舍每个房间居住8人或10人，虽然屋里有两张可供学习使用的大桌子，但由于相互间说话唠嗑不易控制，同学们一般都不在宿舍里看书、做作业。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同学们背着帆布书包陆陆续续从食堂里走出来，直接奔向各个教学楼，名曰“下馆”。西山生活区建有第二食堂、第三食堂两个学生食堂，造船工程系和水利工程系、数理力学系学生在第二食堂就餐。我们各自拎着装两只大搪瓷碗的毛巾碗袋，在食堂里排成两列纵队，交出一张印有就餐日期的再生纸餐券，每人领一份完全相同的饭菜。在粮食、副食品匮乏的那几年，食堂大门甫一打开，学生们就饥不可耐、争先恐后地涌进食堂，由此造成就餐者的相对集中，排队时间可能需要七八分钟。许多排队者手里拿着一个约3×7厘米幅面的横条小本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外文（多为俄文）单词，一边排队一边翻看、记忆单词。这是大连工学院学生食堂里特有的一道靓丽风景。师哥、师姐们用行为教会了我们，我们又用行为教会了师弟、师妹。外文单词本天天揣在衣兜里，开大会、看电影之前的几分钟时间，甚至在穿梭于宿舍、食堂、教学楼的路上，都可以看到学生们手持单词本时不时瞄上一眼的场景。
高中时代，我是一个比较懒散、不大守纪律的学生。进入大连工学院仅仅几个月工夫，我就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开始对自学有了兴趣，愿意泡在一馆四楼的阅览室里（图书馆书库设在一馆一楼），学会了享受在静谧的环境中伏案读书的快乐。1963年4月15日校庆十四周年那天出版的第385期《大连工学院校刊》，刊登了我写的有韵顺口溜《校容日日变》。现在看了会感到脸红的“少作”，当时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自己写在稿纸上的文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是实实在在的正反馈激励。此后，我便有了读诗、写作的业余爱好，成为不再轻易空耗时日的“勤快人”。大学本科的五年时间，我有两三个寒假、暑假没有回旅顺老家，除了参加留校学生的集体活动之外，大部分时间按照自己的预订计划读书、学习和练习写作。虽然我在假期里写下的几十首总题为《大学生活诗抄》的短诗仅有十几首得以发表，但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写作兴趣和珍惜时间、“写”中求乐的习惯。
留校工作后，70年代初我分得一间住房，东山家属区二栋一号。其时教工家属住宅极度紧张，一个单元安排两户人家，我家的卧室面积九平方米，厨房、卫生间两家合用。家里无法工作，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就到主楼511办公室，看报、读书、写稿子，直到夜里十点左右主楼关门才离开。80年代，我家搬迁到东山家属区30栋202室。家属区里这批简易住宅楼共有十多栋，是70年代末盖起来的，每户建筑面积38平方米，有厨房、卫生间，但非常紧仄。四口人，两间小卧室，我主动将摆放在卧室里的小书桌让给上学的孩子，厨房被我当作备用工作间。我背靠厨房的北墙，坐在小板凳上，以膝盖和硬壳文件夹为桌子，看书、写文章。厨房里的砖砌炉台，有两个烧蜂窝煤的炉灶，每天晚上做完晚饭，需要往炉膛里压进一块蜂窝煤，炉膛上端盖上一块起着封火作用的圆形厚铁片。高出炉膛三四厘米的炉盘上放一把烧水的生铝壶，为了避免烟囱对炉膛产生过大的抽力，要根据室外风力的大小在水壶于炉盘之间留出一定的缝隙。厨房里弥漫着煤烟味，在不能开窗的寒冷季节，我通常个把小时就要开一次家门，到外走廊吸吸新鲜空气。
大约在我上中学之后，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进了大学并形成自主学习的惯性之后，我开始思索作为学习者应该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如何获取最重要的知识。1963年秋季学期，水利工程系在二馆三楼走廊里举办了一个以学习为主题的小型展览，展出该系两位高年级三好学生使用过的讲义、听课笔记、课程设计图纸等。我可能先后两次一件展品一件展品地进行了细心观摩，两位学长课后在听课笔记上添加的学习心得，给了我难得的启示。读书、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不能以考取高分为最终目标。读书、学习，最重要的是引发学习者有广度、有深度的思考，基于现有知识获取更多、更活的知识，学以致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就在这个时期，一位科学家关于读书要越读越薄的说法也引起我的思索。读书，能够越读越薄，表明学习者去粗取精、提纲挈领，掌握了核心知识；与此同时，读书还要能够越读越厚，通过已有的知识去链接、综合多方面的知识，进而创造新的知识。完整的读书、学习过程，是越读越薄与越读越厚两个相反相成过程的辩证统一。无论“薄读”还是“厚读”，都建立在深思、巧思的基础之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拿起书本去“学”不是难事，面对书本或放下书本去“思”则既是难事又是苦事。正因为如此，前人才给我们留下了“冥思苦想”（又作“苦思冥想”）这个成语，留下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劝学名句。只有苦思、苦想、苦索，才能提出新问题，思得深刻、想得透彻，一点一滴地慢慢读出隐藏在书本的页面空白、字里行间的知识，听出老师讲课中暂时讲不出来或讲不明晰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比写得出来、讲得出来的编码化知识、言传性知识更为重要的隐性知识、意会性知识。这类知识是指导人们灵活、有效地运用知识的知识，人们借此才能形成各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索、实践、体味，我才逐渐明白了勤学要苦思、苦思须悟道的学习之道。在学校里，学生的核心性生存智慧和智能性做事能力，不是从书本上照搬来的，也不是教师直接教会的，是他们在孜孜不倦的学习过程中通过独立思考、问题引导、反思融通而细心领悟、体悟出来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每个学生的“修行”水平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负有“引领”之责的教师要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传统，为学生营造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环境条件，鼓励独立思考，不迷信既有套路、结论，追求个性化的答案和学习心得。教师作为“传道”过程的引领者，在辅导学生充分地理解书本知识的基础上，应该在各个教学环节上不失时机地诱导学生在不断反思、总结中自觉地“悟道”，最终梳理出做事、解决问题的门道。执教将近四十年，我主讲的课程在学科属性上都可以归属和介于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这些课程所面对的问题并非只有一种解决方法，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在辨识问题的基础上，运用现有知识和已经悟得的思考路径，找到与众不同的解题方案。课堂讨论中，我为发表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在平时成绩上“加”分，鼓励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明]陈献章：《白沙集》）期末考核，一律开卷，涉及术语概念的题目，要求学生“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述；分析类题目，则不能在课程讲义、讲稿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章节，需要综合运用多个章节的内容。指导学位论文，我要求研究生从明晰待解决的学术问题入手，为核心概念即关键主题词做出自己的界定，概括出并着力阐释具有“独见度”的论点，在后记（致谢）部分重点陈述关于学术研究的所思所想和独有感悟。
在勤勉朴实校园风气的导引下，不断进步成为一种追求
学校的育人功能，首先体现在她能够引导学生学会做人，成为求真求善求美的人。大连工学院从建校初期开始，校园里就弥漫着一种追求进步、不断向上的氛围。20世纪60年代，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中，我们将《实践论》《矛盾论》等列为必读的哲学类篇目，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列为必读的政治类篇目。“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7页）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从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人”的问题进行思维延伸，明确为谁读书、为什么上大学等问题。以端正人生奋斗目标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学习，对青年人的思想进步、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有求学经历的人常常愿意回忆学生时代，回忆那些帮助过自己、对自己有过影响的同学。我的很多共青团员同学一入学就写了入党申请，经常向辅导员老师递交思想汇报材料。我以“群众”的政治面貌进入大学，第一步需要解决入团问题。1963年秋季学期担任《大连工学院校刊》学生记者之后，我有了通过采访近距离接近三好学生的机会，有了另外一种通过课外活动强化修养、提升能力的机会。1964年5月4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5年上半年是我们大学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全班同学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金县湾里公社大地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白天经常与社员一起劳动，往地里运送农家肥、修整梯田、播种、锄地、拔草，晚上走访农家，或者参加生产队社员会。五个月时间，习惯了校园生存状态的我，同农民交上了朋友，更真切地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艰辛，强化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的农村情结。当年12月23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我卸任造船工程系学生记者组组长，担任由五个班级组成的造船61级队团总支书记。做了经常需要面对一百多人讲几句话、布置事务性工作的学生干部，使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成为我后来走上讲台当教师的早期演练环节。
从学习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到专业课，从金工实习、船厂认识实习到毕业实习，经过将近五年的时间，我们几近走完大学本科阶段的整个学业历程。61级学生的最大遗憾，是没有做完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最后一个半月整个校园因闹“革命”而中止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入学时每班35名同学，五年的相扶相携，绝大多数同学走到了最后阶段，带着在凌水校园“修行”所得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当初，我们还不熟悉“知识陈旧率”“知识半衰期”和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概念，但我们知道，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远远满足不了工作岗位的需要。搞船舶舾装的工程人员，光靠上学时学过的《造船工艺学》教材里那几页文字绝对无法做到胜任愉快。以学校所学知识为铺垫，运用求学期间所“悟”得的自主学习之道，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以需求为导向，进行知识结构的持续调整和能力结构的升级改造。我的同年级同专业同学，许多都成为企业的业务高手、技术骨干，有的担任了大型造船厂的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和中小型造船厂的厂长、副厂长。70年代中后期，我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做新闻报道工作期间，曾经到过一些造船厂、机械厂、军工厂、水利工地等进行采访。用人单位对大连工学院毕业生的普遍反映是肯吃苦、出活儿，说他们为人平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
两次毕业分配都没有把我送进造船厂的大门，我与凌水校园注定有着特殊的缘分。留校后最初的十几年，我先后在学校机关的几个部门做编辑和“写手”，编过内刊《教育革命》，当过学校办公室秘书，编过《大连工学院院刊》《大连工学院学报》，做过几年新闻报道工作。在担任《大连工学院学报》编辑期间，我曾经参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辅导材料的编写，安排面向教职员工的辅导讲座，由此而对自然辩证法这个研究领域产生了兴趣。人到中年之际，我有了一次改变岗位序列、抉择专业方向的机会。回归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还是另辟蹊径？我的这次抉择，在适应现实需要的前提下，兴趣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1979年3月1日，我与另外一位同事一起将人事关系由党委宣传部转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开始从事硕士研究生新设课程自然辩证法概论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我以补习科学技术史、哲学史作为起点，从头学起，研习《自然辩证法》原著和相关经典著作，在学习中思考、研究，在研究中思考、学习。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概念，它既要探讨自然界的辩证法，又要探讨自然科学研究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法。研究自然科学发展趋势、发展规律，就要涉及一些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的发展状况，涉及科学学科与自然科学整体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使我同“科学学科”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探究热情越来越高。我格外关注20世纪下半叶以后竞相涌现的新学科，关注以这些新学科为依托的课程。
执教近四十年，我先后主讲了十多门课程，其中首次由我引入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课堂的新学科课程有科学学、思维科学、创造学、城市科学、领导科学、公共关系学、集邮学等。1982年，我在《科研管理》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学科研究论文《略论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的进化》。此后，科学学科研究便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一条主线。1984年，学校以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为基础组建社会科学学，我出任分管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工作的副主任，直到1996年组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才得以卸任。在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之余，我着手编撰《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在当时还没有电子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我只要有点空闲时间就要进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翻阅相关杂志，或者借找书的机会蹲在书库里抄写同哲学、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有关的文字。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在星期天背起书包去天津街新华书店翻书、找资料。1999年，收录了1510个学科名称的《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付梓面世。基于这部辞典和近300篇学术论文、译文的渐进积累，在办理了退休手续、教学工作量有所减少的背景下，我开始对科学学科研究成果进行整体性的爬梳、归纳。最近五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合称为“学科研究三论”的《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2012年）、《交叉科学结构论（修订版）》（2015年）、《科学学科学引论》（2017年）三部专著，沿着“个别→特殊→一般”的认识路径完成了对科学学科的分层考察和辨析。
我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1950年年初上小学，至1966年基本完成大学本科学业，享受了完整的十七年系统教育，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亲学生”。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后半期，我作为“老五届”的首届学生，以凌水校园为基地度过了青年时代。在这个时期，我们必不可免地也受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左”倾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理论的影响。后来，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国民经济、社会秩序造成的严重破坏，面对物资短缺、商品匮乏、人心涣散的现实境况，我们感到迷茫、纠结，对这场政治运动的社会效果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左”倾错误，是全局性的错误，是全党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们常说，经历就是财富。那段经历，给了我们难得的教训和警示，使我们学会了识别假话、大话、套话，能够理性地拒斥繁琐哲学、形式主义的做法。
回忆是有情感的，回忆是有温度的。几十年前的事情，大部分已经记忆淡漠了，但有些经常被想起的场景则依然历历在目。对于母校，我将永远怀有真诚、温润的感恩之情。
